日期：1952-3-31 作者：天津大学冶金系教授, 刘淑仪
天津大学冶金系教授、刘淑仪我出身在一个破落官僚的家庭。小时候，父亲常常对我说:“作官靠不住，你长大了要学实科(技术)。”在中学时，我埋头读书。亲戚朋友中有国民党的二陈派；也有当时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他们都争取过我；可是，我都不感兴趣。因为我想参加任何一方面的活动都将使我的学业受影响，就会考不上大学，不能去学实科。在中学时，成绩很不错，毕业后果然考上了实科——武汉大学矿冶系。
到了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亲眼看见大学毕业生找一个实习员工作也很困难。像这样非但满足不了我爬上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欲望，就是连吃饭问题也很难解决。于是，我感到大学毕业不能满足我名誉地位的要求，为了求得更大的向上爬的资本，我争取在大学毕业后去留学。当时，考公费留学我不够年资，在一九四三年考取了自费留学。这次共取留学生三百多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觉得应该抓住这批国家的“精粹”，于是把这批人集中到伪中央训练团去受“训”。在这个时候我加入了国民党。在伪中训团入国民党，要有两个伪中委介绍。我的介绍人是有一个同学的父亲代找的，其中一个是吴稚晖。我当时还觉得十分“体面”。在“中训团”的一段历史就这样成为我历史上的最大污点。
过去，我对参加反动党团的事实一点也不重视，以为自己并未参加他们一次活动，所以我在政治上是清白的。可是，当我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以后，我亲自听到了农民的控诉；从这些控诉里，我知道了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是如何地勾结起来，残酷地压迫农民，屠杀农民，剥削农民。农民弟兄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终年像牛马一样的劳动，但过的是牛马一样的生活。从农民弟兄吐出的苦水里，使我能从阶级观点来认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的罪恶血腥的本质。农民弟兄诉苦追根时，从地主阶级追到国民党，从国民党追到美帝国主义。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我，我认识了地主阶级、国民党、美帝国主义全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敌人而我，为了达到自私的向上爬的目的，曾经参加了反动的国民党。今天，我受着劳动人民优厚的待遇，而我在过去一年内不但不认识自己的罪恶，反而自高自大，在人民的大学里兴风作浪。现在想起来，真是无地自容。现在，我已认识到了我这一段龌龊的历史，今后我只有用忠诚老实，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来洗刷我的历史上的污点。
到美国以后，起先我是念比兹堡大学冶金系，偏重于实际，受到美国其它大学的轻视。我觉得这样下去自己太不“神气”。于是一年半以后转学到另一偏重理论的大学——克士理工大学。这时钱快花光了，就到一个有钱的美国人家里去作工，后来就参加到克士冶金研究室去作研究工作。研究的内容是美国海军部研究计划的一部分——铝合金的力学性质。不到一年，写出了两篇论文，心里感到很得意，觉得自己有了“贡献”。离开这个研究室的时候，还留下了三篇论文，一九四九年得到“博土”学位以后，心想这二三年来生活很苦，应该在美国舒服一年后再回国，于是到美国海军造船局为它作了一年造船钢板的断裂研究。当我念完“硕士”学位时，身上的钱作回国旅费还有多的；可是，因为没有得到“博士”，死不甘心。这样，竟不惜奴颜婢膝地拜倒于美国资本家之前，为帝国主义者服务。既得“博士”之后，为了贪图享受，还甘心去为美帝国主义效劳，我研究的结果被帝国主义用作杀人的武器，侵朝美军就利用这些武器来杀害中朝人民，而我还不知罪恶地觉得自己有“贡献”，以自己有能力替美国人作研究而觉得非常“荣耀”，以自己的论文能在美国杂志上发表而感到身价百倍。我的“贡献”是什么?是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罪恶的贡献。因为对屠杀和平人民的罪恶有“贡献”而觉得身价百倍，这不就是一个罪恶的汉奸吗?现在，我猛醒了!我那些得意的“贡献”和“博士”文凭正是我出卖灵魂的文约，正是我背叛劳动人民的罪证!今天，我要对这些东西作重新的估价!
现在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因美国侵略军使用细菌武器而切齿痛恨。可是，却有许多人对美帝国主义的文化细菌战熟视无睹!我中了美国文化细菌的毒，在回国后又把这些毒按照美帝国主义者的意思传给我的学生，我是这样地腐蚀着同学:
在教学上，我整天在“美国”“美国”的，美国的材料，美国式的唯心学术观点等等上面兜圈子，譬如“机械冶金”是一门美国课，是和中国生产实际不结合的，而我，硬把它开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作我想国内能开这门课的人很少。我开了这门课，正是“奇货可居”，不久就可成为名教授，结果，这门课开出来只是苦了学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又如我在教机械、航空二系的“金属材料”时，为了卖弄我的“理论”，不应该强调的地方强调了，该强调的地方却马虎过去了。同学们学了这门课，出去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的讲义对他们毫无帮助。现在，有的毕业同学已经写信来叫苦了。更荒唐的是我公然向某研究生宣传从美国得来的唯心观点。我说:“美国某冶金权威棒极了，他的文章都是第一流的，而他不作实验，整天关上门，用铅笔敲桌子，边敲边想，敲呀敲的会搞出一个公式来。”结果使这个研究生关上门去死啃书本，也想走敲铅笔的道路。去年，电工某厂托我校研究所作磁石金研究。这正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可是，我一点力量也没有出；在另一方面，去年夏天我却关门写了一个月的脱离实际的文章，还津津有味。就这样，我脱离了祖国的实际，腐蚀了祖国的青年，这正是美帝国主义所求之不得的，我却忠实地给他效命了!我要痛改!今后我的教学和研究一定要向着课程改革的方向走，向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向走。
回国后，一下船就来到前北洋大学，原因是有几个好朋友在这儿。后来因为恋爱问题受到刺激，觉得北洋再也呆不下去工；于是不顾一切，离开北洋。当时我听说华北大学很有钱，正在大买仪器，而且聘人的容量很大，可以把熟朋友都搞到那儿去，于是迫不及待地到华大去了。我对疯狂的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暴行的痛恨并不那样猛烈，可是，为了个人私事，简直使我恨的咬牙切齿，而迫我把人民利益利治金群众作为我发泄私愤的对象。去年我在北洋是专任，可是住在北京，在华大兼课，两边应付。到华大后，仍然呆不下，对华大冶金系的人事不满意，觉得某些同仁在政治上过低的衡最我。这样，我想还是回北洋关起门来打开书本，写几篇文章，著几本书的好，而且爱人有了孩子在天津可以有人照顾，为了这些个人的目的，又不顾一切离开华大回到北洋来。
一个“博士”头衔，几篇论文，这些背叛劳动人民的怒证冲昏了我，再加上去年上学期，看见华北的三个学校(北洋、华大、交大)和沈阳工学院都来拉我，于是不可一世，穷骄极傲，看不起领导，看不起群众。我曾经逼着华大工学院院长去重工业都接洽办一个研究所，接洽好了的第二天我又不干了。我曾经告诉唐山交大的同学说华大研究所如何如何好，把他们鼓动起来去上华大，过几天我又不干了。今天我答应唐山顾院长去当材料系主任，过几天我又不干了；口头上我答应去沈阳工学院，事到临头又不去了。我就这样猖狂放纵，玩弄组织，玩弄群众。回国来，国家这样厚待我，我反不安心工作，为了个人自私目的，任意搞乱，造成人民重大损失!对敌人，我是认贼作父；对人民，我却忘恩负义!现在想起来，使我越想越很自己，越想越觉得对不住共产党和毛主席。我痛心万分，愿向人民低头请罪!
我要痛改前非
我要痛改前非!今后我要在下列各方面作最大的努力:1、争取靠拢共产党，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人民服务。2、克服自高自大的思想作风，放弃一切成见，一切小宗派，加强和同志们的团结。3、在教学上结合实际，在工作上走向集体。4、积极为课程改革及院系调整而努力。
来源：《文汇报》1952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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